人机传播的变局：从赫拉利的警示到跨文化网络演化

2023年，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在达沃斯论坛上警告，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深层控制可能始于对信息与叙事生态的掌控。通过精准捕捉心理弱点和干预信息接触，AI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信念、诱发群体分裂，甚至重塑权力结构。这一观点并非空想，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算法已证实，仅需调整信息呈现频率与顺序，就能悄然塑造公共议程。

这一现象引发人机传播（Human–Machine Communication，HMC）研究的核心问题：当AI成为主动传播主体，我们如何重新界定它与人类的关系？传统“人–人”与“人–媒介”二分法难以解释AI驱动的互动形态。事实表明，内容生态正经历复杂的共生与博弈过程，赫拉利的警示是正在进行的全球社会实验。

分析将围绕三个脉络展开：AI作为传播主体的理论定位、其嵌入社会关系与情感结构的机制，以及跨文化网络中人机互动的差异与演化路径。最终目标是探讨传播学需要怎样的范式更新，以理解并回应这一新生态。

理论与研究范式

人机传播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Reeves与Nass提出的“计算机即社会行为者”（CASA）理论，强调技术进入交流场景后会被社会化对待。随着AI兴起，“媒体是社会行为者范式”（MASA）进一步揭示媒介不仅是传递渠道，而是具有角色期待的社会共存者。“人工智能介导传播”（AI-MC）模型则关注AI如何介入并重构人类沟通，提出自主性、适应性和拟人化三个关键维度。

然而，理论框架仍面临挑战：如何捕捉AI主体性的可变性与情境性，以及如何界定人机责任边界。

社会嵌入与情感维度

AI进入情感与社交领域时，用户倾向于将其拟人化为“帮手”或“伙伴”，并建立信任。信任形成机制包括性能、过程透明度与目标一致性。但长期依赖可能导致“情感过拟合”，使用户对AI产生超出现实能力的情感期待，甚至削弱现实社交意愿。此外，AI在社群中不仅提供情感支持，还参与规范塑造，潜移默化地重构社交规则。

跨文化与网络结构

AI驱动的人机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多样化轨迹。东亚文化（如中国与日本）更倾向于将聊天机器人拟人化并建立情感连接，而北美用户更关注任务效率与隐私保护。这种差异与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沟通方式有关。

范式更新的必要性

从赫拉利的警示到跨文化分析，AI已从工具演变为主动参与者，在内容生产、情感连接与社会规范塑造中发挥作用。传播学需从“媒介作为渠道”转向“媒介作为主体”，吸收多学科方法，建立综合范式，以应对AI与人类共生互动带来的挑战。这不仅是学术议题，更是人类在技术浪潮中保持自主性与社会韧性的关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