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题：牧师、政客与性服务者：AI取代不了的人

2024年，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·博斯特罗姆在《Deep Utopia》中探讨了超级AI降临后人类世界的未来。中信出版社将其引入国内，命名为《未来之地》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博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：完成者是人类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的工作，才具备“AI抗性”。即使AI能提供更高效的服务，人类仍偏好由同胞完成这些工作。这不是效率的竞争，而是关于存在的象征意义。

这一观点触及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：尽管AI在效率上迅速赶超人类，但有些领域并非以效率为先，而是依赖于人类社会的特性。他举例说明了三种职业——牧师、政客和娼妓，它们不依赖精密技能或信息速度，而是基于深层次的社会认同与人际关系。关键在于“我们希望谁来做”，而非“能不能被做”。

这三种职业虽古老，却恒久存在。牧师传播信仰，政客制造立场，娼妓展示魅力。无论形式如何变化，它们的核心特质依然顽强地延续着。正如林迪效应所言：已经活得足够久的东西，也将继续存活更久。

为什么是这三种职业？因为它们满足了人类对意义、权力和情感的需求。牧师帮助人类建立意义框架，让无序的生活变得可承受；政客通过明确的立场赢得信任，而AI的“伪装中立”则令人不安；娼妓提供的不仅是生理需求，更是权力感，而AI无法真正被征服或互动。

此外，AI掉入了“恐怖谷”效应。外形越像人的机器人，越引发我们的恐惧。这种不安源于AI可能太聪明、太像我们，但又“不是我们”。同时，AI缺乏人类的情感缺陷和社交天性，难以参与责任与惩罚的伦理生态。例如，“人类会计可以坐牢，AI不会。”这种人性弱点反而成为人类社会稳定的基石。

在未来，展示拖延、焦虑等非理性状态的“人类行为艺术表演者”或许会成为一种职业，因为我们本能地共鸣这些情绪。无论如何，AI革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的独特性：人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技术进步虽重要，但它无法解决所有问题，真正的答案只能来自人类之间的协商与博弈。